从广州中医大走出的非洲中医

  迪亚拉认为,广州是中国最为开放和包容的城市,大家各自闷声发财,相互也能交朋友。“我们与老广州人接触的机会比较少,但跟周围同学、老师相处得非常融洽。经常跟老师到外面义诊。”迪亚拉说,“当年,只有亚洲和非洲的留学生拥有中国国家给的特别购物证,可以到香港购买免税商品。每人每年每种电器商品可以购买一件。当时,我们这些非洲国家的留学生拿三份奖学金,自己国家给一份,中国给一份,学校给一份。1986年,马里学生在广州时,一个月可以拿到200块,国家还有补助的法郎,比我们学校教授的工资要高出许多。大家都可以利用便利,去

  迪亚拉博士,非洲马里籍,如今年过半百,在中国的时光已经占去了三十多年。1984年,中国驻马里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乐观地告诉迪亚拉:“中国什么都有,什么都不缺。” 这位马里国家公派留学生高兴地把三千法郎奖学金全送给了哥哥,只带了一条裤子,在那年深秋的一个半夜,跟同学们一起到达北京机场。当晚他就被冻哭了,想回家去。迪亚拉笑说,回头来看三十年的中国生活,大使馆那位文化参赞的话像是预言,曾到人,妻子、孩子、事业,在中国,他真的什么都有了。迪亚拉选择在中国悬壶济世,扶贫救困,中国民间给他了一个“黑求恩”的美誉。随迪亚拉博士出诊,看一位位身心交困的病人在这位黑皮肤的医生面前,毫无保留地倾诉“我心里好烦”,而迪亚拉一边把脉,一边宽慰“不要叹气,会好的”,是相当有文化交融趣味的事情。在看诊的间隙,迪亚拉跟记者聊起1986年到1993年他在广州度过的黄金七年,道出那个时代马里人眼中不为人知的广州。

  在中国已经悬壶济世30年的迪亚拉,最近几年,开始拥有国家、公众赋予他的光环: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中医博士学位的外国人;2008年,被评为“昆明好人”;2009年,获得云南省“抗旱英模”称号;2012年获“中华慈善奖”;2013年获“中国因你而美”10佳外国公益人士,被CCTV评为年度慈善人物。他近年与妻子儿女生活在昆明,却少有在家的时候,记者约访他时,他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,要在看诊中间见缝插针地访谈:周六在江苏,周日晚在昆明,接下来一周在云南山乡出诊,24日到贵州讲课,25日到山东义诊,月底又在北京。作为无国界医生,迪亚拉也参与新加坡华人劳工群体的义诊与志愿帮扶工作。

  迪亚拉的故乡在马里的第二大城市,尼日尔河右岸的塞古。“家里院子挺大的,父亲行医,我在家时也学的是西医。因为在城里生活,家族里大大小小二十几个孩子都吃住在我们家。”迪亚拉说,在中国三十年,除了母语、法语、英语外,他现在讲得最好的是普通话。他觉得在中国,最尴尬的事情,是每个人见到他都叫他“非洲人”。“我经常跟这样叫我的人说,对不起,非洲跟亚洲一样,是一个洲,不是一个国家。”迪亚拉边说边拿起身边的处方纸,翻过来,用笔三两下勾勒出了非洲大陆的轮廓,边讲边划出几条线,又从上往下画箭头,“这里是我的国家,从肤色来看,从北往南逐渐加深,所以非洲人不都是黑皮肤,有白种人,也有与中国人相近的黄皮肤。在这块大陆上有五十多个国家。不过中国人通常只知道其中的几个名字而已,见面会问,老兄,你是肯尼亚的吗?要不是南非人?对马里有认识的少之又少。”谈起在马里的童年和少年生活,迪亚拉印象最深的是家里门口的大水瓮:“我们家临着一条大路,过往的路人很多。父亲交代家里的仆人每天把水瓮里装满凉开水,不管是谁,渴了就可以自己装水喝。在马里人观念里,对于陌生人,有三样东西,水、火、饭,只要对方开口讨要,是不能拒绝的。”

  这种与人为善、乐于助人的秉性,始终留在迪亚拉身上。20岁,他以全国第64名的成绩,考取了国家公派留学生名额。“当时可以选择留学欧洲或者中国。”迪亚拉说,“但当时中国驻马里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鼓励我来中国,说中国需要我这样的人,我于是选择了中国。”1984年9月底,辗转坐了4天飞机,迪亚拉跟同学们一起飞到了北京。在北京学了两年汉语之后,马里国家政府决定送迪亚拉到广州学医。在专业方向上,迪亚拉思量之后,决定既然在中国,就学中国特有的东西,于是填报了中医方向。1986年,迪亚拉入读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针推系本科,本科毕业之后是硕士,开始了在广州长达七年的学习时光。

  当年的广州是什么样?“全国各地想要淘金的人都往广州涌,寻找第一桶金。”迪亚拉说,“当时,还没有小北‘巧克力城’,没有什么做贸易的人,来的基本上都是非洲留学生。我记得,当时在广州中医学院大概有6个非洲来的留学生。比较多的是华南农业大学和当时的中山医科大学,华农有50多位非洲留学生,马里的学生有十几个,基本上是学农业、机械、兽医类的专业。中山医大概也有几十个。学医的占多数。”

  初来广州的迪亚拉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“文化休克”。“那个年代,大家都在忙挣钱,什么都能变成钱。但社会治安也不好。我和同学们在三元里的学校附属医院上夜班,出急诊,有时会遇到械斗受伤的人,用刀威胁我们不能报警,不肯住院,伤口缝合了就扛走。一次,下班路上,走到火车站附近,遇到一个光膀子的壮汉抢路人的包,后面被抢的人都呆住了,只会大喊,我的包啊,我的二十万啊。当时的二十万是非常大的一笔款子。后来才知道被抢的人是外地来广州买设备的厂长。当时,我见状马上去帮着追抢匪,叫路警帮忙,两个人都按不住那个壮汉,后来有警车开来,才把抢匪制服。在我们的国家,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很正常的事,尤其是穿制服的人。”

  迪亚拉认为,广州是中国最为开放和包容的城市,大家各自闷声发财,相互也能交朋友。“我们与老广州人接触的机会比较少,但跟周围同学、老师相处得非常融洽。经常跟老师到外面义诊。”迪亚拉说,“当年,只有亚洲和非洲的留学生拥有中国国家给的特别购物证,可以到香港购买免税商品。每人每年每种电器商品可以购买一件。当时,我们这些非洲国家的留学生拿三份奖学金,自己国家给一份,中国给一份,学校给一份。1986年,马里学生在广州时,一个月可以拿到200块,国家还有补助的法郎,比我们学校教授的工资要高出许多。大家都可以利用便利,去香港购买内地买不到的电器产品。我买的东西不多,我记得我去香港买过一台小冰箱,还有一个录音机。当年我们马里同学中,有一个头脑特别灵活,开始懂得每年收集那些不用买东西的学生们的证件,来代购抢手的港货。这些留学生中的一些人,因此致富,其中,有的已成为当今广州非洲商团的头领。广州这个城市也成为吸引各国客商的国际码头,云集后续几十万的非洲商客。当然,二十年间,在非洲的中国人,也超出了这个数字。广州的社会工作也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面,开始以国际都市的开放观念去处理问题。在这方面,如果能积极培育来自民间的社会组织,会更有利于管理和公益事业的发展。”

  你愿意与非洲裔的黑皮肤人群为邻吗?你愿意将女儿嫁给非洲裔的黑皮肤男人吗?简单的问题,可以看见我们内心一些隐藏的歧视观念。1994年,迪亚拉到成都读博士,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,两人相爱了。妻子是成都人。“见家长的时候,她的父亲掂着刀把我赶了出来。她的家人也都纷纷反对,说找外国人可以,但不要找黑人。”迪亚拉说。但两个人没放弃,相约只有父母双方都同意,他们才结婚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迪亚拉在成都的中医界开始做出了名气,有一天,岳母大人听人说有个外国人中医看得不错,慕名来问诊,才发现是被拎刀撵出家门的那位。聪明的迪亚拉赶紧对岳母说:“阿姨,以后我下班路上去家里给你治疗,不用钱。”就这样,迪亚拉用每天风雨无阻的拜访最终打动了岳父岳母大人。婚后,两人生了一儿一女,“我本来希望他们都能上普通的学校的,但是儿子的肤色被同学们嘲笑,没办法,就送去了国际学校。出生在昆明的女儿《三字经》背得烂熟,除了皮肤以外,已经是完全的昆明人。在马里的法律看来,她是中国人。但十八岁时,她可以自己再选择一次国籍。”一个开放社会的理想前景,是不以肤色、收入、地位看人。“黑求恩”还是“白求恩”,肤色无关是非,心中境界才是关键。

  在医学领域,迪亚拉擅长针药并治,治疗心脑血管、冠心病等中老年疾病,在妇科月经调理方面也有丰富经验。他师从“靳三针”靳瑞教授、“神针杨”杨介宾、名老中医孙光荣教授等名家。在他出诊时,除了“望闻问切”、行针用药之外,还做一些心理辅导,病人总愿意向他诉说心事。他说自己年轻时在马里学的是全科西医,到了中国改学中医,更明白“七情内伤”,疾病与心理有时根本分不开,中医更应该是全科医生。周围朋友评价迪亚拉,“他之所以能治好别人治不好的疑难杂症,是因为他太有爱了。”

  到云南以后,除了自己出诊、义诊,迪亚拉的工作重心转为为基层偏远乡村培养乡村医生。他经常行走在红河州、香格里拉一带的少数民族村寨里,改善乡村基本的公共医疗环境。讲到这些,迪亚拉讲了不少工作中实实在在的具体经验:“下乡义诊之外,我们也跟干部、村民一起开座谈会,用大家最容易明白的方式,搞清楚在这个村子里最缺什么。一次,我们用了短短两个星期,就完成了9公里外引水的工程,而且相比别人开价的60万,我们只用了12万。因为生活习惯的差异,一些寨子里的孩子从来不穿鞋,而周围有些人畜粪便,这使得寨子里孩子有蛔虫的比较多。其实,降低这类疾病的发病率很容易,我通常教他们打扫卫生、保持饮用水干净。另外,让他们在家门口放盆石灰,吐痰就吐在石灰盆子里。隔一段时间拿去太阳下暴晒。这些并不怎么花钱的方式就可以很有效地改善了社区的卫生环境。”

  迪亚拉在蒙自成立了专门的培训中心,免费培训山区村寨零基础的赤脚医生。“拉祜族第一个乡村医生就是我的学生。他们有些根本不懂汉话,每次培训,我就请人慢慢翻译给他们听。每个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药材,各村寨也有自己的本地经验。我专门写了一本书,跟中国的中医典籍中的用法进行比对,弄清这些药材的药性和使用方法,再教给这些学生。”

  迪亚拉说,“培训课程一周到一个月,分不同等级,教这些山寨乡村医生,往往要用最容易接受的游戏方式,告诉他们医学上最实用的基本常识。培训完全免费,送他们走时还会都配上‘三大件’——听诊器、体温计、血压计。白大褂、药品和医学书籍也是会配给每个乡村医生的。”最让迪亚拉骄傲的,是他在红河州寨子里指导出来的乡村医生,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生。在他的指导下,针药并用,治好了一位阿婆严重的中风。

  改善乡村公共卫生环境,培养乡村医生的钱从哪里来?迪亚拉说:“我常跟人说,我是大乞丐,联合国、国内国际的医疗援助组织,一些企业、私人朋友,都是我乞讨的对象。”